2011年11月29日  星期二  農曆  十一月初五

「醒悟何太遲」原因

[2011-11-29]

作者:蘇賡哲

    早前提出「司徒華先生因1984年寫信給許家屯,自喻為黨外共產主義者,因而受中共要挾,才在五區公投轉軑」。此議獲評論界不少人士認同,但也衍生出其他問題。
    身為華叔數十年老朋友,面臨對他「何以到六四才與中共徹底決裂」的質問,實在不易代他作答。他參加共青團前身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這大家都可以理解。
    蕭伯納說過20歲的人不相信共產主義是沒有理想的庸才。但華叔顯然不是蕭伯納所說「沒有腦袋的蠢才」,為甚麼直到中年以後,仍自視為共產主義者,還覺得不入黨更方便開展工作?事實上,在華叔寫那封信的1984年,批判《武訓傳》、胡風事件、反右、廬山會議,連綿不絕的政治運動和內部鬥爭,愈來愈多難以使人信服的事情層出不窮。
    曾回國升學或參加建設的學友社朋友,除了不明不白死掉的,百分之九十九都灰溜溜地跑回香港。接著是大躍進,餓殍遍野;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這些中共的弊政都已發生,而且華叔親切體會和感受了人們的痛苦,華叔說:「這麼多年來,我對中共的認識,是逐步加深的。雖然在學友社年代,曾吃過虧;但往後,我甚少批評中共,不過,六四事件後,我自覺有必要說話了。北京血腥鎮壓的整個過程,令我非常震驚,同時也出乎我意料之外。」
    他說:「六四事件,令我對中共有了最本質的認識,我對中共已不再存有任何寄望。」
    和華叔一樣,很多老共產主義者、親共人士以至左派陣營負責人,都要到六四才「對中共有了最本質的認識」,亦即六四之前,他們對中共是有所寄望的。但六四時,雖然中共「出動正規軍隊,用坦克車、機關槍,屠殺自己的同胞」,畢竟沒有像文化大革命那樣被稱為「浩劫」。
    鄧小平說過,文革時地方上一件冤案,隨便可殺死一萬幾千人。不說文革,大躍進引致大饑荒,死亡人數最保守估計是三千五百萬,人數遠非六四所可比擬。因此,以被害人的慘況而對中共絕望,為甚麼不是更慘更嚴重的文革或大饑荒?況且,華叔也說他知道「中共一直以來都很殘暴」,對一個很殘暴的政黨,有甚麼理由還要為它在黨外開展工作?華叔他們的醒悟,為何來得這麼遲?
沒有反思暴政背叛暴政
    我思考這個問題,得出一個答案。首先,正如胡平所說:「共產暴政是群眾暴政,它利用和脅迫群眾參與它的犯罪行為,這就使得我們自己和那些罪行糾纏不清,因此我們很難否定自己,所以我們也就很難徹底地否定這些罪行。我們總是傾向於用善良願望和理想主義來解釋自己當年的行為,因此也就有意無意地粉飾了那些罪行。」華叔在回憶錄中坦蕩蕩地述說,當年被他鼓動回內地參加建設或升學的朋友下場悲慘時,只是表示「我心總覺戚戚然」,並慶幸自己僥倖沒回去,而沒有反思暴政背叛暴政,就是因為人很難否定自己,總是傾向於用善良願望和理想主義來解釋自己當年對朋友的鼓動。
    其次,程映紅曾經指出:中國人對「善」的定義,只是看它是否涉及抽象而崇高的理念。毛澤東推行大躍進餓死數千萬人,人們覺得情有可原,好心辦了壞事,他想國家躍進嘛。文革則是他想紅色江山不變色嘛。本來「理念的暴政才是天厎下最惡劣的暴政」,但人們覺得,有理念,本質就是「善」的。直到六四,老百姓提出比以前中共更崇
高的理念,站在「善」的一方,佔領了道德高地而受鎮壓,華叔就站到百姓這邊,和中共徹底決裂,仍然是以理念分善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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