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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社會流動的風景線

[2013-07-16]

作者:蘇賡哲

移居加拿大前,我每天都撥冗把港九幾個舊書匯集點巡搜一次,淘買古籍珍本。其中有舊書店、書攤、回收店以及收買佬集散地。二十年後重訪,這些舊書來源點已全部消失。荷李活道、阿巴甸街、奶路臣街和鴨寮街,基本上已沒有這個行業。
由於行頭狹小,探問行裏熟悉的朋友下落還是不難的。大致上,以前開書店,屬於中產階層,結業後生活還是過得去的,有些移民美加,例如「三益書店」的第二代就在多倫多重操故業。水坑口的「德記」是個橫門檔,鄺老板關門後住到新界的豪宅去,還招待我參觀他樓下的住戶會所。不過他能安享晚年,是兒子做電子生意成功故。至於以前在街邊擺地攤的行家,原是草根階層,後來依然生活艱難,而且有些還其壽不永,思之令人悵然。
以前香港開書店屬中產階層
總結來說,就是整個行業欠缺階級流動,大家都依然故我,沒有人淪落了,也沒有人因為自身業務而能斬斷窮根,擺脫潦倒的困境。
對照起中國大陸,卻是另一道完全不同的社會風景。中國舊書業的規模當然比香港大得多。大家只要上一上互聯網看看「孔夫子網」便知一二。以我所見,由於從業者的起點很低,所以向上流動的情況相當普遍。在遍布全國的舊書市中,較具規模的北京潘家園舊貨市集我曾去過,它紅火的程度,也是以前香港舊書巿難以相比擬的。
潘家園的王富可以用來作為說明問題的典型例子。王富左腿殘疾,1989年從山東老家乞討去到北京。他在北京的車站行乞,去垃圾桶撿別人扔掉的飯盒剩飯維生,晚上就睡在候車室。雖然只讀過三年小學,人還是有點腦筋的。他看到候車的人總是墊著紙張蓆地而坐,就在他們上車後把紙撿起來,賣給廢品收購站。有一次,撿到幾本被丟棄的書,竟被其他乘客出錢買走。這令他意識到,書比廢紙值錢。於是陸續撿了些書,拿去電影院前面的空地擺賣,賣了四十五元,是他第一次看到最大筆的錢。他不再撿破爛,轉而從跑廢品站收購舊信札、文件,拿去潘家園賣,再發展到跑大衙門、博物館、檔案館、出版社,收集被扔棄的資料。
為何沒有出現「港式王富」
最初,因為不懂行情,一律每件賣五元,後來有收藏家如王金昌先生點撥,加上肯自修,很快做出成績,現在王富已算得上是個富翁了。早幾年替母親做八十大壽,在人民大會堂對面的歷史博物館宮廷御宴廳擺酒,請了數百嘉賓。短短十多年,從乞丐起家致富,這是香港舊書業者所不能想像的。
王富因為出身過於寒微,作為社會流動的範例不免過於突出。但在中國同業中,根本沒有甚麼本錢,一二十年間就累積財富過千萬元的,可以說在所多有。香港舊書業偶爾有人堪比肩,則和賣舊書無關,可能是改行賣課本,或投資物業所致。
何以中港兩地舊書業者的階級流動有這麼大分別?有人會說是大陸由於「改革開放」,部分文化人富起來所致。但相對香港也曾有過一次機遇,就是文革時內地焚書,各國研究機構集中到香港搶購舊書,可是並沒有出現「港式王富」。我覺得有一個原因,可能是中港兩地舊物蘊含量有別。內地舊書曾經文革火劫,但名人書信手稿的「含金量」會比香港高,例如王富初起家時,就買到周恩來寫給鍾敬文的題詞,一家出版社扔掉的垃圾竟然有傅抱石插圖原稿和巴金信札,這在香港是不易碰上的。前年香港,一批名人寫給施蟄存的信,只不過一律四百港元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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