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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李登輝模式的路

[2015-01-20]

作者:蘇賡哲

李登輝對台灣民主化有巨大貢獻,但因為他的台獨傾向、親日傾向,貢獻常被抹殺。藍營人士把民主化歸功於他們的「經國先生」,砍掉李登輝,是不公平不科學的做法。李登輝雖然高齡,頭腦仍很清醒,他關心香港的雨傘運動,並向訪問他的香港記者寄語,叫學生們不要心急,要慢慢來。
李登輝沒有進一步解釋怎樣慢慢來。但如果以李登輝作為「慢慢來」的榜樣,可以作出很有意思的解讀。李登輝是被國民黨開除了的。國民黨開除他完全合理,因為他就是國民黨的反對者,只是他「慢慢來」,以一個農業專家的學者身分,取得蔣經國的信任,潛伏在國民黨裏,逐步向上爬,從農復會技術官僚到台北市長、台灣省長、副總統而至總統,終能主宰大局,實現他的政治理念。
香港佔領運動中的學生,如果向他學習,就是完成學業,隱藏起自己的政治立場,投身入公務員系統,潛伏其中,憑年資和表現逐步向上爬,直到掌握權力,才來談今日的理想。
不是退了休才突然皈依民主派
日前,香港大學出版了一本文學院紀念書,記載了文學院畢業生不少當上政府高官,包括陳方安生、黃錢其濂、馬時亨等。佔領行動的主力,就是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校學生,他們如果走李登輝模式的道路,要掌握香港未來的行政權力絕非難事。不過,從這本紀念書應該得到一個重要啟示:陳方安生、黃錢其濂現在被視為民主派,這是她們退休後的事,她們不是退休了才突然覺悟,突然皈依民主派的,為甚麼當官時,她們的民主思想沒有表現出來,而完全是建制派的立場。這顯示出,即使一個人有民主思想,但當上高官,就會受官場制約,要坐在那個位子上,就要表現為建制派。
當年李登輝是掌握了最高官權力,才能述志的,而陳方安生、黃錢其沒有同樣機會。即使有,她們可以掌握的,只是香港一個地方政府的權力,所要抗爭的對象是龐大的中央政府。這就不是個人所能著力,而必須是港府一大群高官一起協力,才可以發揮作用。
也就是說,有志走李登輝模式這條路的學生,從現在開始,就要一直保持橫向的聯繫。所謂橫向聯繫,不能有組織以避免受意外的傷害,只需要「會心」就夠了。會心的工具,是只要大家心中記得兩句口號:「生於亂世,有種責任」、「勿忘初衷」。
香島及培僑畢業生未能肩負重任
民國初年,軍閥混戰,為禍國家,唯獨在外交領域頗有建樹。外交官取得廢除不少不平等條約、歸還若干租界及關稅自主,在華外國人漸漸接受中國法律管轄,中國以主權國身分和外國依據平等及互相尊重的原則開始新條約締結談判等成績。
這是因為當時外交界出現一些有為外交官,例如顏惠慶、顧維鈞、陳友仁、王正廷等。他們大多數中國教會學校畢業,或在西方受過高等教育,熟知外國的政治經濟實況,有國際視野,能操外國語言,這是軍閥所沒有的本事,因此軍閥能讓他們有發揮才能的空間。
我引入這段史事,目的在說明自香港佔領運動發生後,建制派當然也知道他們有接班人的隱憂,而且已經由梁愛詩坦白地表露出來了。他們當然希望把香港的管治權交給自己人,但香島、培僑的畢業生顯然負不起重任,就像民初一個土匪出身的軍閥不能派自己的馬弁去當外交官。陳佐洱要補學生的腦,現在才來做已太遲,是更遠的將來另一回合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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