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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書店的政治審查

[2015-04-14]

蘇賡哲

香港的佔領行動結束後,出版界推出很多種書刊,包括《佔中,我識條鐵》、《情與義,金鐘村民的生活實踐》、《傘聚》、《每一把傘》等,詩人廖偉棠還出版了詩攝影集《傘托邦》。香港本來是資訊自由地區,目前來說,出版自由還是存在的,只要有資金,政治敏感的書籍仍然可以付梓面世。但這類佔領行動、雨傘運動的書籍,雖然能夠出版成書,最近卻受到左派書店抵制。這對讀者的資訊通道不免會構成窒礙。自由出版了的書籍,如果沒有書店銷售,出版自由也就失去了意義。
左派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三書店系列在港九有49間分店,大多在人流密集地區,規模比一般個體書店宏大,估計佔有圖書零售八成市場。有媒體報道,這些書店屬聯合出版集團,而集團由新文化事業(香港)發展有限公司掌控,這家公司又由廣東新文化事業發展有限公司所擁有,而香港中聯辦是廣東新文化事業發展有限公司的股東。雨傘運動和佔領行動都是中聯辦的眼中釘,左派書店抵制相關書籍,也就不難理解了。
中大學生在書店外抗議
反應比較強烈的是,商務印書館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園設有分店,上月中,一群中大學生去該店店外舉行抗議活動,反對中資書店對「傘運書籍」的抵制,例如無理退回「上書局」大量相關書籍,反對書店對書籍進行政治審查。中大校友發起給沈祖堯校長的聯署信,要求校方確保中大實踐人權公約的出版及言論自由,並檢討書店政策,協助校內的獨立書店。信中說:「香港在倒退是事實,但中大校友不會讓中大倒退。中大校友撐中大,自己校園自己救,我們全力捍衛校園的言論和出版自由。」然而,中大校園只是香港一隅,離開了校園,一切由市場決定的書店現狀,就只有「倒退」可言了。
受抵制行動影響的「上書局」負責人鄺穎萱女士說:香港「在冷戰時代,有多元及包容的文化環境,環顧亞洲實在不多見,這造就了香港的七八十年代創意產業。電視、電影、廣告、音樂等文化工業,養分就來自書籍出版。由大型電視連續劇構思,電影改編的劇本,廣告人,音樂人的意念,都跟出版物有著密切關係。」
也曾有過「進步」時期
檢討以前的香港書店業,個體書店,包括二手書店都比現在蓬勃,非個體書店有美國資金的友聯出版社門市,台灣國民黨的集成書局。但隨著「第三勢力」煙消雲散,黨營書店經營不得其法,數十年後,友聯和集成早關門大吉,剩下為數不多的個體書店,在樓上維持幾縷民營店的香火。後來有台灣誠品書店和新加坡的葉一堂及大眾書局進駐,投資規模比較大,但是仍然未能和國家資本的左派書店比肩,始終巿場佔有率只有兩成。早些時甚至有消息說,誠品為了打進大陸市場,把涉及西藏獨立的書籍下了架,雖然是空穴之風,但至少說明在商業利益的誘因下,民營書店的自律並不一定是杞憂。
其實左派書店也曾有過「進步」時期,在毛澤東時代,它們講「政治正確」,把書店辦成香港的「紅色文化堡壘」。其後有所開放,聘用了不少只懂書籍不問政治的高質素員工,台灣書籍不必塗掉「中華民國紀年」就上架賣了,政治上基本沒有禁區。想不到時至今日,又有走政治回頭路的跡象,這不是孤立現象,而是反映了整體香港政治鬥爭日趨激烈的一個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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